賞析|千里江山圖：原作者叫希孟，不叫王希孟！

故宮博物院展出了千里江山-歷代綠色山水畫專題展。此前后，許多專家學者從多方面、多角度對畫卷提出了自己的質疑、理解和理解，包括作者和名稱的記錄和討論。雖然這些名字指向同一張圖片，但仍有許多不同的名字，有些人認為圖片的作者不姓王，作者應該叫希孟，而且《千里江山圖》的名字在不同的文獻中也不一樣，那么，這些名字哪個更合適呢？下面簡要討論一下這幅畫的作者和名字的不同名稱。

由清代收藏家梁清標裝裱后的畫卷來看，他認為畫作的作者是“王希孟”，畫作的名稱可以叫《千里江山圖》。為什么他叫《千里江山圖》？可以肯定的是，雖然他不是帝國的統(tǒng)治者，但至少他自己的權力并不小，這些都可以用史料來證明。在梁清標重新裝裱畫作之前，從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畫卷來看，不管畫卷后的蔡京跋和溥光跋是否偽造，畫卷上確實沒有作者的名字，也沒有寫作的名字。卷后的蔡京跋中確實提到了希孟二字，乾隆的題詩中確實提到了江山和千里。

清顧復《人生壯觀》卷7《徽宗》中提到：過去與王濟之評論徽廟繪事，落筆若有多年的工作，怎么萬機清暇，能辦濟之？說：是時候有王希孟人了，日夜侍奉道君左右，道君指示以筆墨邊徑，希孟之畫隨后超過了矩度，并展示了天表。曾經(jīng)做過青庸山水卷，脫掉了工人的俗習。蔡元長跋，備載其知遇之隆，今在真正相國所。給始悟道君諸作，一定是人代為捉刀，而且潤色之，所以高古絕倫，非院人企及的。”

顯然，顧復對梁清標手中的王希孟和千里江山圖有所了解，他只說畫家是王希孟，但對于作品，他只稱之為青山一卷，上面還有蔡元長跋(至于這里的長跋有多長，不得而知)。而且顧復也沒有直接說這部作品在梁清標，而是說真相國所。與他相比，梁清標的地位非同尋常。

清安岐《墨緣匯錄》第四卷《唐王維山居圖》中還提到:據(jù)說宋政宣間有王希孟，奉傳佑陵左右。佑陵指出筆墨的方式，希孟之畫超越了矩度，展現(xiàn)了天表，這在世界上是罕見的。這幅畫或希孟之作，未知也未知。聽說梁有王希孟的綠色山水卷，然后有蔡京的長題，備載了他的知遇之龍，卻沒有看到。

清代安歧也是一個收藏家，比梁清標晚，幾乎不是同一時期的人，安歧也可能是朝鮮人，所以在名字上，他更隨意，直接稱梁清標為真梁，從安歧的記載來看，他沒有見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只是聽說過。從他聽到的內容來看，梁清標手中的畫卷確實是王希孟，畫可以稱之為綠山一卷，畫卷后面確實有蔡京的長題(當然，這里的長題有多長也不可能知道)，上面的備載蔡京的知遇之隆。然而，安歧的記載可以肯定的是，它聽到的關于王希孟和千里江山圖的信息應該指梁清標安裝后的千里江山圖。事實上，安歧的記載中沒有提到千里江山圖的名字。

清宋羅《西陂類稿》卷十三《論畫絕句》中提到：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親傳筆法精。進圖便死，空教腸斷太師京。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秘傳，經(jīng)年設色山水卷，進御，幾死，年二十多歲。只有這耳。徽宗給蔡京。京跋云：希孟親得上筆法，所以畫得這么好，天下事不在乎上之作嗎？今希孟已死，上以茲卷賜太師臣京，展讀深為悼念云。”

從清代宋羅的表述來看，他只記錄了一件事，包括他自己的注釋。這些內容似乎與梁清標關系不大。他沒有提到與梁清標有關的信息。但從他的記錄來看，確實有一張照片，他的作者是王希孟，這張照片可以稱為一卷色彩山水。

《石渠寶集》卷32卷《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卷(上等余一)》中提到：素絲本，著色畫，無款。名字見跋中。卷前緝熙殿寶一印，梁清標印，蕉林二印。卷完一印漫不可識，前隔水有蕉林書屋、蒼巖子、蕉林鑒定三印。蔡京記云后隔水三年閏四月一日，賜予。年十八歲的希孟，曾在畫學當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shù)以畫獻，工作不多。知道自己的性是可以教的，然后教他，親授他的法律，而不是半歲，是為了這張圖，上嘉之，因為給了臣京，說:天下士在做。河北棠村有梁清標印和二印。押縫有安定、冶溪漁隠二印，引首有蕉林収藏一印。拖尾金溥光跋云：給自志學之歲，獲得這卷，至今只有百過百過，其功夫巧妙，心目還不能周圍，所謂一次年出一次新也。而且色彩鮮艷，布局宏遠，讓王晉卿、趙千里見之，也當短氣，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行千年，危星之孤月耳。有眼知音的人，必以言為不妄云。昭文館大學士雪庵溥光，大德七年冬十二月才生魄。有梁清標印和玉立氏二印。后來有蒼巖子，蕉林秘玩，觀其大略三印。卷高一尺五寸九分，廣三尺七尺二寸九分。”

從《石渠寶藏》的記載來看，毫無疑問，它所記錄的內容確實是指梁清標安裝后的圖片，圖片上的標題、印章及其在圖片中的位置非常詳細。可以說，這一記錄與梁清標安裝后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圖片上的內容一致。

綜上所述，從梁清標安裝的畫卷及相關文獻來看，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畫卷作者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希孟，一種是王希孟。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圖片可以稱為千里江山圖，也可以稱為綠色山水卷，也可以稱為設色山水卷。簡言之，它們基本上指的是一件作品，主要是因為畫中沒有作品的名稱。而且從對這些文獻的分析來看，在古代這樣的語境中，很多名字都是講究的，而不是隨做的。

以上這些內容都是身處古代那個語境之中的，那么作為后世人、現(xiàn)代人、當下人，人們的理解與認識，也都是建立在這些資料基礎上的，這就意味著你可以質疑，你可以反駁，但始終不能夠抹殺它們自身的價值與意義，因為即便我們再如何在固有的資料里面出新，我們現(xiàn)在所能看到的這幅畫卷，都是一幅有江、有山或者說有山、有水，而且是帶顏色的巨大長卷。繼古人之后，現(xiàn)代人關于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作者名稱和畫名的辯論都是以古人為基礎的，后人提出的《千里江山圖》作者名稱和畫名基本逃不出古人的范圍。

例如，前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楊欣在《千里江山圖》一文中質疑宋羅的結論。他質疑《千里江山圖》的作者是否姓王，但至少他并沒有完全否認希孟這個詞。傅在《千里江山圖中的北宋建筑》一文中討論了畫卷中的建筑，但并沒有質疑作者名稱和作品名稱。畢業(yè)于美國斯坦福大學美術史系的曹星原在《王之希孟》中：〈千里江山圖〉《國寶之路》(以下簡稱《王之希孟》)一文質疑了這幅畫卷的從頭到尾。看來這幅畫卷只是一部修復過的古代作品。不可否認的是，這部作品的作者仍然被稱為希孟或王希孟。這部作品的名稱是《千里江山圖》、《綠色山水圖》或《設色山水圖》。韋賓教授在《〈千里江山圖〉研究中的文獻問題——〈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圖〉的國寶之路〉讀完這篇文章后，從文獻的角度反駁了曹興元的觀點。他認為這部作品的作者是王希孟。至于這部作品是否被稱為千里江山圖，它沒有被討論。從文章中使用的主題來看，它至少不會否認千里江山圖的名稱。余輝在《三次裝裱五次進宮》中〈千里江山圖〉本文主要采用梁清標裝裱后的作者名稱和作品名稱。中央美術學院馮海濤在《隱事-希孟》中〈千里江山圖〉本文主要遵循北京故宮博物院前院長楊欣的觀點，因此在文章標題中使用了希孟一詞等。

即使曹星原在《王之希孟》一文中論證了希孟不姓王，并提出了王之希孟的說法，他仍然沒有否認希孟這個詞，而是退一步說，即使曹星原通過查閱宋代相關史料，尋找證據(jù)證明蔡京跋是梁清標偽造的，以否認希孟這個詞的真實性，這也不能對現(xiàn)在能看到的千里江山圖本身產生任何影響。

換句話說，即使沒有作者的名字和畫卷的名字，這幅畫仍然是一幅畫。它不會因為人們如何稱呼它而失去自己的價值和意義，畫卷所反映的畫家的主觀主動性也不會被削弱。這應該是由于畫名與作者名稱的一致性造成的，這確實不是人為改變的現(xiàn)實。